一段时间以来，德国政界一些人在涉华议题上表现强硬，但德国经贸领域的态度却大不相同。德国联邦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贵盈配资，2025年前8个月，德国与中国的进出口总额达1634亿欧元，中国重新超越美国成为德国最大贸易伙伴。显然，德国经济界并未有效执行德国政界某些人强调的所谓对华“去风险”议程。德国政界与经济界对华认知不同，其背后既有经济原因，也有地缘政治因素。
中德两国经贸往来密切，经济利益早已深度捆绑。经过多年深耕，德国企业在中国开发出较为成熟的市场且拥有较为完备的产业链，其企业利益与中国密切相关，因此德国商界是支持实施“务实性”对华政策的主力军。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2024/2025年度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显示，92%的受访德企表示将继续深耕中国市场，没有离开中国的计划。在默茨就任德国总理之前，在华德国企业多名经理人就已联合匿名致信联邦政府，提出“去风险”不能导致“在华投入减少”。另外，为确保德国企业在中国市场竞争力，他们还要求德国政府为在华德企提供更多支持。
在这种情况下贵盈配资，德国商界支持通过建设性对话提升在华业务。近年来，保持企业竞争力成为德国企业投资中国的主要动因。中国德国商会的商业信心调查报告显示，超过半数的受访德国企业计划未来两年内增加对华投资。与此同时，德国企业呼吁联邦政府主动与中国开展对话，支持其在华业务发展。这和部分德国与欧盟政客对华带有意识形态偏见与“泛安全化”立场的表态形成鲜明对比。
展开剩余59%德国政经两界在对华态度上的主要分歧在于，德国商界主要诉求是降低“商业地缘政治化”风险，而非所谓“对华依赖”的风险。中美贸易摩擦、美国关税政策以及部分欧盟成员国对华动作对德国企业造成冲击。例如，中国德国商会2025年5月的民调显示，随着中美经贸争端升级，在华德国企业经济前景预期下滑，75%的在华德企预期将受到美国对华关税冲击，57%德企预期将受到中国反制措施的影响；近期发生的安世半导体事件波及德国汽车制造商，芯片短缺造成德国沃尔夫斯堡大众工厂可能被迫暂停生产高尔夫等畅销车型。在此背景下，在华德企对“商业地缘政治化”与中美战略竞争的焦虑高于对华市场依赖的风险担忧，他们期待中美双方能够通过理性对话缓解矛盾。
此外，德企难以承受“去风险”的根本原因在于害怕失去竞争力。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德国成为欧盟内对乌克兰援助最多的国家。至2025年8月底，德国对乌军事援助已超过224亿欧元，但德国财政状况已经非常紧张，且经济总体仍没有太大起色。德国联邦统计局10月30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第三季度经济表现低迷，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零增长。此外，德国经济还面临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工业能源价格高涨导致企业外迁、企业行政成本负担过高、数字化程度与初创企业竞争力落后、核心产业面临绿色转型压力等问题。在这种困难状况下，德政界某些人出于“泛安全化”思维执着于对华“去风险”，无疑将使德企业界面临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可能增加德国跨国企业运营成本，使其在中国乃至亚洲市场丧失企业竞争力。有鉴于此，德国在华企业对于政界的“去风险”政策三心二意，大多通过“本地化”生产与研发措施予以回应，确保企业利润。
11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同德国外长瓦德富尔通电话时表示，中德作为两个大国和重要经济体，保持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利益和各方期待，有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
德国经济的现实需求和中德经贸的紧密联系都已证明贵盈配资，“去风险”并非可行的路径。德国实施理性务实的对华政策，不仅将有利于德企稳健发展，也将为中德关系乃至中欧关系的稳定注入新的动力。（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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