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六月一个闷热的午后丰益国际，北京鼓楼湾的青砖胡同里格外安静。邻居们只知道三号院里住着位久病卧床的老人，名字叫吴博哉，整天靠一名旧仆照看。没人想到，北平公安局几个月来的暗查，正悄悄指向他。
事情的缘起还要追到两年前。1949年2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市公安局开始接管功德林监狱。朱文刚带队清点物资时，在角落发现一座象征死亡的钢铁怪物——绞刑架。旧警察嘀咕：“黎元洪从意大利订的，当年李大钊就死在它手里。”朱文刚心头一震，立刻封存。
绞刑架运到历史博物馆的那天，彭真亲自看过，嘱咐一句：“能留下罪证，更要找到凶手。”一句话，把全局侦查科推向一段尘封的血案。二十多年前，李大钊等二十位革命者在这台机器上被绞死，主谋身份却始终模糊。
档案早被军阀、日伪、国民党多次转移，线索断得厉害。侦查员翻阅北洋政府警务档案、张作霖侦察处记录，又跑天津、沈阳、上海取证。多重比对后，一个名字浮出水面——吴郁文，时任奉天督署侦察处长，1927年行刑总指挥。
难点在于此人自1932年后就像蒸发一样。情报科顺藤摸瓜，发现在华北沦陷期间丰益国际，吴改名“吴俞”投靠日伪；1945年光复，他又消声匿迹。1951年春，一份住户登记表显示，鼓楼湾“吴博哉”，年龄、籍贯、口音同档案吻合。
六月上旬，侦查员乔装成民政救济人员上门探访。院里弥漫陈旧药味，屋内木床上躺着骨瘦如柴的老人。他抬眼打量来人，神情警惕却无力起身。一番闲谈后，民警借口打扫，撬开床头旧木匣，一枚“文虎勋章”静静躺在那里。那是北洋政府授给“剿共有功者”的奖励，极其罕见。此刻疑点成铁证。
外勤队迅速待命。行动前夜，有人提议：老人命不久矣，是否暂缓？分局会议气氛凝重。电话直接打到市委。彭真只说了一句，“只剩一口气也不能放过，法律不是摆设。”短短十三字，让所有犹豫归零。
抓捕当天清晨，四名干警抬着担架入院。老人被轻轻扶起，却死死攥住薄被，声音嘶哑：“我快死了，放我吧。”带队民警低声回了一句：“命案要追责。”对话不过十余字，却像锤子敲在静默的胡同墙上。
到局里丰益国际，审讯意外顺利。或许病体支撑不住心理防线，吴郁文承认全部罪行，并供出副处长雷恒成。雷此时在上海马立斯新邨当“了明禅师”，靠算命谋生。公安部电令沪警协作，数日后，雷被擒。
两人交待1927年4月28日午后处决详情。因缺乏绞刑经验，李大钊被反复折磨四十分钟，血痕三道。吴郁文提到一句：“他一直平静，看得我心虚。”这一细节被记录入卷。
追溯更早的路径，吴郁文先追随张作霖，后投国民党，又在日伪里担任警务高官；雷恒成则自“九一八”后完全沦为汉奸。二人仕途起落，不过踩着革命者尸骨前行。不得不说，这样的角色在乱世并不少见，但被追究到底的并不多。
1953年4月26日，雷恒成被执行枪决。吴郁文因瘫痪晚期，被法院核准暂缓，但羁押中病情恶化，6月17日死亡。执行呈报表只写了三行字，尾句“罪行昭彰，虽死难恕”。
社会关注点随即转向烈士家属。早在1927年谣诼四起时，赵纫兰抱病持家，靠友人接济；鲁迅捐五十元，胡适、傅斯年等也出手相助。1955年，中央批准烈士抚恤金，李大钊遗属搬入新居，生活才算安稳。
绞刑架如今保存完好，编号0001号。参观者在玻璃幕外驻足，脚步总会放慢。讲解员每次说到“主犯落网”，音量都会压低，却更清晰。或许这便是历史的回响：迟来的正义，也必须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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