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4月，北京刚过清明，晨风里还带着一丝寒意。正在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日程紧凑牛360配资，来自各地的代表进出人民大会堂，卫士们则一刻不停地检查出入证件。就在这个看似平静的早晨，一件小事突然让大会秘书处有些紧张——有人报告，一位代表随身佩带了手枪。
彭真当时兼任大会秘书长，文件、议程、后勤都归他管。接到汇报后，他皱着眉头看了看时间：上午九点，第一组分组讨论还有二十分钟就要开始。违背会场纪律事小，可要是被外界渲染成“大会安保出现漏洞”，那麻烦就大了。彭真略一思索，决定先让解放军代表团团长贺龙出面。
贺龙一听，嘴里叼着半截香烟，只说了六个字：“是谁，哪把枪？”彭真回答，是陈明仁。贺龙把烟按在烟灰缸里，“我去不合适，他是老同学，你让我开口，面子上挂不住。”两人对视片刻，贺龙忽然想起一个名字：“迟浩田在代表团跟班学习，让他去。”说罢，他亲自给迟浩田写了张纸条：“赶紧去找陈明仁，把枪收好。”
迟浩田那年三十出头，刚从军事学院转到大会堂做学习秘书，正忙着核对发言名单。接到纸条，他不敢怠慢，快步走向休息室。途中他还在琢磨，对方可是56岁、肩扛上将衔的老前辈，处理不好既得罪人又坏了规矩。
休息室外，隔着磨砂玻璃能看到陈明仁正和陶峙岳低声交谈。迟浩田轻轻敲门，低声说道：“陈将军，秘书处有个小要求。”他故意把声音压得很平和，“会议期间，如有随身武器，需要统一保管，方便吗？”这句话没有指责，只有说明。陈明仁一愣，随即笑了笑，从外衣里掏出那支已无子弹的勃朗宁，双手递过去：“麻烦你们保管。”
这把手枪与其说是防身，不如说是他多年的习惯。1949年8月4日，湖南起义时陈明仁就带着它对蒋介石通电。后来改编为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他仍把这支枪看作象征。1955年授衔牛360配资，他拿到一级解放勋章，却从未想过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还会因它惹出风波。
枪被收走后，迟浩田立刻把情况汇报贺龙。贺龙点点头：“做得好。”然后让警卫连把手枪送到总参保卫部门，开列清单，贴好封条。会议结束时，陈明仁取回武器，连声道谢，此事干净利落，没有一个字外泄。
事情平息，但背后的背景值得回味。1950年代初，中央就定下“机关会议不带枪”的规矩。1954年七届四中全会上因为高岗问题，周恩来破例让陈赓带枪坐在高岗身后，那是特殊情况。此后几年，保卫部门又把规定写入会议手册，所有代表都要签字确认。陈明仁早年习惯难改，加之当时军代表够格带枪进出机场、火车站，他便顺手把枪挂在腋下。一粗心，就触碰了红线。
从1949年起义到1959年大会，陈明仁身份的变化其实折射了新政权的包容。长沙和平解放，他的四十军保存完整编入人民解放军；入京后，毛泽东陪同游天坛并嘱托他把合影寄给黄埔同学，“让他们看看我们同框”。1955年授衔，上将中有三位起义将领，他是年纪最轻的一位。对他而言，枪是旧日军人的记忆；对大会组织者而言，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二者必须交汇，迟浩田恰好承担了协调角色。
而迟浩田由此也在元帅面前留下深刻印象。1962年，他调入北京军区高炮指挥所任团政委；1969年出任十四军副军长；1988年恢复军衔制，他晋升上将。每当有人提起这段往事，他只是摆手：“那年要是我说话生硬，搞不好就要写检查。做事先把对方当同志，别把自己当钦差。”
1974年5月21日，陈明仁因病逝世于北京，享年71岁。治丧委员会名单里，贺龙已因“病退”住院，迟浩田正带部队驻守云南边境。讣告中写道：“陈明仁同志在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做出了贡献。”那把勃朗宁静静躺在总参档案室，随后移交军事博物馆，成为陈列品之一。
三十年过去，1990年代中期，军事博物馆重新布展时，展柜里那张鹿皮枪套上附了一行小字：“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场收缴。”很多参观者读到这行字都觉得费解，其实它背后隐藏的是一个政权面对旧部将领的信任试探，也是制度对个人习惯的温和矫正。
会场纪律、老将的情怀、年轻军官的分寸感，交织成那个春天的一幕短剧。没有高声斥责，也没有繁琐程序，一纸条、一句提示、一把完好无损的手枪，事情就此翻篇。历史有时安静得像走廊里的脚步声，却在关键时刻留下清晰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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